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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教第三年,我资助了七个孩子。
这些孩子都是留守儿童,家里穷得叮当响,有些甚至吃不饱饭。
我给他们交学费、买书本、买衣服,每个月还会去他们家里看看,给他们带些米面油盐。
有一次,一个被我资助的男孩问我:“沈老师,你为什么要帮我们?”
我想了想,说:“因为有人欠我的,我收不回来。所以我把这些,都给你们了。”
男孩听不懂,我也没解释。
这些年,我陆陆续续接到过一些沈屿的消息。
听说他换了工作,去了一家工厂当流水线工人。
听说他攒了点钱,报了一个成人高考的班。
听说他过得不好不坏,像这个城市里无数个普通的年轻人一样。
我没有去找过他,他也没有再来找过我。
我们就像两条曾经交错的线,经过了那个交点之后,朝着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。
可我并不觉得遗憾。
三十三岁那年,我结了婚。
结婚对象姓宋,是一个同样来支教的老师。
他教体育,晒得比我还黑,笑起来一口白牙。
他不会说甜言蜜语,但会在下雨天跑到教室门口等我,撑着伞把我送回宿舍。
会在我的粉笔用完之前,悄悄在我桌上放一盒新的。
求婚的时候,他连戒指都没准备,拿了一根草编的圈圈套在我手上,说:“沈凝,我没什么钱,但我有力气。以后你走不动的路,我背你走。”
我看着手上那根草圈圈,忽然就笑了。
我想起很多很多年前,有一个少年对我说:姐,等我长大了,我给你买最大的钻戒。
那个少年不在了。
可这个世界上,总还有人愿意用一根草,换我一辈子的真心。
我们的婚礼很简单,在学校操场上办的。孩子们围了一圈,用野花编成花环戴在我头上。王校长当的证婚人,食堂阿姨做了八个菜,老师们凑钱买了一个两层的小蛋糕。
那天晚上,我站在操场中央,头顶是满天繁星。
老宋站在我身边,粗糙的手掌包着我的手。
“想什么呢?”他问我。
“想我终于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。”
他没有追问,只是把外套脱下来披在我身上,“晚上凉。”
婚后的日子平淡而踏实。
我依然是孩子们的沈老师,他依然是孩子们的老宋。
我们白天教书,晚上备课,周末一起去镇上赶集。
他扛着大米走前面,我提着菜跟在后面。
偶尔有以前的生意伙伴打来电话,说起公司的发展,说起行业的变化。
我听着,就像听另一个世界的故事。
第二年,我怀孕了。